这些年,我们帮助患者翻译的文字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千万字。而组成这些文字的,是一份份患者的病历。

翻译就如一座桥梁,将患者与国外医院,国内医生和国外医生无缝链接起来。用专业打破语言壁垒,让国内外医生清晰、明白的了解患者的真实状况,以便为患者提供正确的治疗,是我们译者的责任。

一般会将翻译错误分成两种。

头一种错误属于无法被容忍的重大错误,比如位置(上下、左右)、阴性阳性、恶性良性这类可能影响到患者治疗的错误,我们称之为一类错误。

另一种属于表达不够精准、或是歧义带来的相对小一点的错误,不太影响患者治疗,这种我们称之为二类错误。

应对一类错误,我们采取的是列清单的方式。

清单分为全体通用清单和个人清单。通用清单上,会记录所有译者都可能出现的错误,而个体清单则根据译者个人习惯,记录自己容易出错的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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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对照清单、逐条核对的方式,我们对各类易错的重点信息进行仔细确认,就能大幅降低各类重大错误的出现几率。不过做过翻译(或者写作)的人会了解,有一些错误本人是很难检查出来的。

所以我们还设置了【自检】(译者自己检查)+【互检】(部门内相互检查)+【复核】(我来复核)+【再复核】(医学部进行审查)的四级检查审核制度,通过层层把关,借助团队的力量,以保障准确性。

二类错误一般可能出现在原始中文病历或英文病历中,主要包括:

原文易混淆的说法

原文自带的错别字

原文自带的描述错误

从未接触过的医学知识相关

如果把翻译看成治疗,那么上面这些内容,就属于疑难杂症了。那该怎么办呢?

很简单,多学科会诊就好。

遇到疑难杂症,我们会内部开会讨论,还会和公司医学部的同事进行探讨。一些特别复杂、罕见的问题,我们还会请教国内外对应科室的专家,直接去取经。

比如说一些偏病理的内容(如流式细胞学相关),它们并不像临床上的内容那样,很多人问也有很多人答。病理学上一些非常专业的说法,不是专门做病理的人很难理解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请教国内外的病理专家进行学习。

我始终认为,医学翻译不能只做一个翻译机器。无论是中文病历还是英文病历,经过我们翻译的作品,必须合乎常理、合乎逻辑,遇到任何问题,都需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去讨论去学习,避免闷头翻译。否则万一别人出错了,我们也会跟着出错。

毕竟,我们肩负的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任务,而是患者的生命安危。

起初,我们的翻译工作也遇到过不少困难。因为在许多年前,我们并没有一个已经成熟的、可借鉴的体系。

有人说,你们不是医学英语专业的吗,还需要借鉴别人?其实不是这样的。

的确,我们学的是英语和医学相关,但在实际应用中,你会发现,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十分有限,而医学相关的知识,如浩瀚星海。我们只能不断在实践中一点点补充自己所欠缺的知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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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初我们能检索到的资料,主要是国内医生和科研人员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的论文,但数量很有限,有效不能满足我们的实际需求。所以我们当时更多还是借鉴国外的教科书和文献。

后来随着积累了越来越多去国外就医的患者病历,渐渐的,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语库,且每一天都在不断扩充中。

因为肺癌患者比较多,所以在肺癌领域,我们的积累更加丰富,翻译也会更精准和高效。但几年前,我却曾为了翻译肺腺癌的一种病理亚型——贴壁型而遇到了不小阻碍。

肺腺癌的病理亚型包括腺泡型、实体型、乳头状型、贴壁型等等,我知道贴壁型肯定有自己的专有词汇,但在当时,我借助各种工具也没有找到对应词汇。

这个时候,大学时培养的思维方式就有用了。此路不通,就绕个弯找另一条路。于是我直接去找外文文献里关于描述肺腺癌类型的各种文献,因为里面肯定会包含这个词汇。通过反复对比确认,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,但花了我整整半天时间……

不过对我们来说,大家其实都很期待遇到较为少见的病历翻译任务。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又可以学到新的知识了,且语库也会更加完善。

于是,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,我们未名翻译的病历在国外合作医院里可以免检了。虽然这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证书,也没有奖牌,但这些承认我们专业度的医院,是哈佛大学的附属医院、是MD安德森癌症中心等这些大家心目中的医学殿堂,这很令人开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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